祈年文潭：电影《小小的我》：直视即关怀

作者：任家欣

2025年的第一部院线电影留给了《小小的我》。这样一部聚焦脑瘫患者的现实主义力作，为今年开启了一段精彩的观影之旅。它犹如一颗巧克力——苦涩外衣融化过后，是被其醇厚、旺盛生命力所打动的治愈。

就像主人公刘春和最后的演讲，他希望人们能够直视他。这便是电影选取的视角——直视。不是仰视，将边缘群体的苦难奇观化，放大痛苦榨取观众的眼泪；也并非俯视，怜悯弱者的表象下，是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。直视，即不带消费苦难和自我感动的预设立场，去客观展示刘春和代表的这类残障人群的日常。我们所直视的，是刘春和日复一日的吃饭、睡觉、复健、出行、交际，他与亲人的情感连结，与陌生人的目光接触，周遭人对他的不同态度，以及他对独立、尊严和性的渴望。

这种直视事无巨细地、残忍地放大了刘春和的日常。他紧闭的嘴巴、蜷曲的手指、晃动的肢体、暗哑的声带、用力发出沉重艰涩的一字一句，都是他每天要直接面对的、无法修改的生理反应。走在街上，与陌生人好奇、怜悯、恐惧甚至厌恶的目光相碰撞，这是他走出家门后不能回避的无情凝视。刘春和在同无法正常延展的躯体的对抗中，在各路有色目光的扫射中，一点一点地长大了。

同样被直视的还有身边人对他的不同态度及心理刻画，真实到代入任何一方视角，都能充分理解他们的立场。外婆对春和的悉心照料一部分源于对女儿的亏欠，母亲对春和的关爱、嫌恶和歉疚并存，老年合唱团对春和经历了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，雅雅有意接近又主动离开似乎也无法过度苛责。在多元视角聚焦下的刘春和，捕捉到了常人触及不到的人性色块，这些色块分别给予了独属于他的情感和行为反馈。

当前影片的最大争议来自于刘春和与雅雅不似恋情的暧昧，但笔者却被主创团队表达的魄力打动。这部分内容很重要，它探讨了残障人士对爱情和性的渴望，揭开了所谓理解、尊重、包容和同理心这类高尚品格下，无法规避的人性弱点。雅雅怀着好奇的心态和观察的目的接触刘春和，被他单纯的品性、倔强的人格和有趣的灵魂吸引，而雅雅大胆与特立独行的个性也让刘春和萌发了对爱情和性的想象。电影中刘春和两次梦见自己是健全人都与雅雅有关，在梦中他能跑能跳能翻跟头，他褪去旧壳破茧重生，他们拥抱并拥有彼此，这是刘春和因为这份幻想的爱情生发的最大期冀——成为一个有正常行动能力的普通人。以“性”为切口，折射的是他与普通人无异的“正常”内在。在突然发现刘春和的心意后，雅雅选择了主动离开，她的犹疑和退缩正是主创想要追问观众的，当我们在质疑雅雅的“撩拨”后又退缩的行为时，扪心自问，即使足够尊重和包容，是否真的能够无条件地接纳那些无缘主流的“异类”，能否百分之百地忽视其外表，顶住周遭目光，坦然接受你所欣赏和钦佩的灵魂。这是两个群体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，是被“人之常情”掩盖的人性弱点。

在刘春和小小的家里，聚集了三代人，构起三对情感复杂的亲子关系。外婆与母亲之间情感疏离，母亲对春和爱恨交织，而外婆对春和无私、温暖和朴实的爱，维系了整个家庭的平和。外婆年轻时丢下女儿去西藏打工，在赚钱养家的名义下，是否暗含着逃避做一名母亲的私心？女儿生下脑瘫儿子后产生遗弃念头，亦或做出过逃避不公命运的决定。母女两代人都有想要逃离的牢笼。编剧没有回避血缘纽带中夹杂的复杂、沉重甚至阴暗的情感，女性对母职的逃避，母亲对残障儿子偶尔流露的嫌恶，最终指向的是家庭给女性打造的困境。与之相对应的是电影里父亲的缺位，餐桌上他保持沉默，他缺失在家庭成员的对话里，消失于母亲与春和的争吵中，如果不是寥寥几个镜头，估计大部分观众都以为这是个单亲家庭。

不妨脑补一下隐形的父亲：为了给春和赚取高昂的医疗费，可能在工作之余打好几份工，但又不愿一回家就面对残障儿子，所以平时住在单位偶尔回次家，照顾春和的重任落在了外婆和母亲身上，他与春和没有深厚的父子情感，这个家庭也习惯了父亲的缺席。这是很典型的“男主外女主内”分工模式，只不过在这个特殊家庭里被放得更大——一方是远离风暴中心的父亲，一方是在苦涩生活中经历情感风暴的三代人。或许编剧之所以有意模糊父亲的形象，是因为在两位女性的陪伴下，刘春和仍然坚韧地长大了，他所拥有的健全人格证明了他的成长中无需多余关爱，不失为小小的讽刺。

电影没有奇观化刘春和的苦难，而是采用了轻盈的处理方式，喜剧元素的点缀冲淡了不公命运带来的苦痛和压抑，克制的情感表达没有让本片沦为俗套的流水线煽情片。这不是一部沉溺于情感宣泄的苦情电影，刘春和也并非苦大仇深的命运抗争者，他有独立的思想，细腻的情感，同常人无异的生理需求，他是一个二十岁的普通人。在展现他琐碎日常的吉光片羽中，他努力复健、练习打鼓、给自己做饭、拿食物喂路边的流浪狗……他在家人的关爱里，在自尊的驱动下蓬勃长大，欣欣向荣。在红灯亮起前过完马路会流露小小的得意，试讲累的满头大汗也坚持把课讲完，幽默又自嘲地向别人解释自己的病症，候车间隙惯常地捧起了厚厚的《斯通纳》……他拥有干净的品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，这是在经历了巨大痛苦、无数次叩问命运又与自我和解后，淬炼出的美好人格。

同时电影也没有回避刘春和向阳而生中的“阴暗面”，即这具封锁正常行动的躯体给他造成的巨大痛苦。电影不止一次提及刘春和与死亡的擦肩而过，在天台上写下歪歪扭扭的“遗嘱”，浴缸里将全身淹没在水中，而被牛轧糖呛到仍往嘴里硬塞的举动，则是信念坍塌后赴死的决绝。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渴望并不矛盾，就像乐观与抑郁可兼容并存，活得艰难所以想死，死过一次才能活得更加清晰明了。

在残障人士需要被直视和理解的主题框架下，电影于细枝末节间，表露了不同个体之间同样需理解彼此的暗示。母亲对外婆早年抛下自己的怨怼，外婆有不愿被女儿知晓的秘密，雅雅给妈妈当全职女儿期间发现“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”，以及常人误以为脑瘫患者等同于智力障碍。亲情纽带在消磨中生出裂痕，不同群体在隔阂中建立屏障，社会原子化背景下个体之间的沟壑正在加宽，理解显得愈发宝贵奢侈。

理解意味着要直面冲突，撕开伤口，卸下防备，打破偏见，要战胜防御和逃避的本能，对于困于信息茧房的当代人来说似乎越发艰难。电影给出的温暖结局里，尽管有些隔阂仍未消失，但理解带来的力量已经解开了彼此的心结，仿佛在说把一切交给时间，人们心中仍矗立的冰山会逐渐消融。

韩国作家金草叶的《朝圣者们为什么不再回来》一书中，构筑了一个不存在偏见和歧视的乌托邦世界。人们不会因为他人面部的胎记、残缺的躯体将其边缘化，健全或残缺没有任何分别，人们心中没有“异类”的概念。也许《小小的我》之于社会的意义，就在于鼓励我们去勇敢直视并接纳社会上无缘主流视线的个体，在彼此靠近和理解中，孤岛会建立连结，偏见会逐渐消弭，歧视会土崩瓦解，荒漠会长出森林。